张的礼物清单
作者：吴自胜
看看张的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，想想历代的腐败，屡治屡破，真是个顽疾。笔录的内容大多是描述个人经历和家庭琐事，看似琐碎，却反映了官场的大致情况，尤其是官场的各种低俗规矩。它们详细具体，是清朝官场的一份礼物清单，从中可以看出清朝有多腐败。
张给的第一笔礼金是在道光二十五年，他被朝廷任命为陕西省粮道巡抚。关中自古有“天下第一”的美誉，粮道辖Xi安府及其二十余县的粮草。一直被认为是“肥缺”，连北京的官员都推崇，视之为利。此前，在当地做过五年小官的张自然深知官场的“潜规则”。离开北京之前，他踌躇满志，向北京的官员告别。
自从我去年秋天到了北京，我的旅费已经用完了。正因为这个不足，所以一直有名，不得不作为普通法来对待。应要求龙兰编辑向广东银行借款9290%支付利息。并借包亦庄守两千；借王恒福的五百二和同年款支利息；同年蒋五百两；借一个西方人的项目五千两.于甚至买了上百件黄金礼物，分了一万七千两。
张的“不敬”，指的是地方官赏赐京官上任前送亲友的“人事”，即红包，与“炭敬”、“冰敬”合称“三敬”。“三尊”虽然比不上清朝的任何法规，但却是官场惯例。据《春明梦录》记载，“道县以前，外国官员给北京官员送礼，夏天有冰拜，冬天有炭拜，出京时有其他的敬。”可见，“三尊”早已是不成文的规定。从张的交代来看，他当时要凑够“离京送别”的款子还是很困难的，以至于连在陕西打工的钱都凑不够，还得四处乞讨贷款，以至于勉强糊口。
当张到任的时候，他准备的第二份礼物是给上司的各种生日礼物，这也是一个既定的规则。按照规矩，每逢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以及主人和妻子的生日，下属都要送礼以示孝顺。这叫“三节两寿”，两者都是俗规。“规则”是约定俗成的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得到它们。当张的新官上任，他自然不能破坏这个规矩。这笔礼金也有详细的记录。
将军三节两寿，粮道每次给银820两，呈上各种颜色的礼水礼，门套421次。两人每节赐银二百两，礼为四色。八个旗会带八个会员，每人得二十两银子，四石白米。将军、统帅，并在仓库中或部前表彰其家属，并按节分账。福泰分四季送，每季度1320元，但生日庆典要支付桌礼、水礼、门包、杂费。台湾会分三段寄，每段1200元。桌礼、水礼、杂费都由家人送到兰州。
从张的单子上看，从巡抚、巡抚、将军、都督、副使、门包的人都有，就连那些以部名义“吃空饷”的大人家眷都不拉，而且礼单贵，光门包一次就是四十两。照此算来，张每年要花一万两银子送“三节两寿”的礼物。至于冰崇拜
更何况还有各种应酬。Xi安地处夹道，来往的官员比这还多。只要有旅客过境，粮道就得招待，这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“每次都是两个班，上座五桌，中座十四桌。上桌是燕窝烧烤，中桌是鱼翅海参。Xi安的活鱼很少见。每条大鱼都有一条尾巴，价值四五千便士。你不能错过五张桌子。比如其他的白鳝、鹿尾，都是珍贵稀有的东西，一定要尽量买。“每场宴会花费数百枚金币。就算没有什么交情，也得给他们送酒送菜。即使是“托马张静”这样的小官也要送一个“规”，即路费从几十金不等。至于同事间的缠绵，就更难招架了。”大宴无月，小娱无日。“比如十天半月，即使没有路人的打扰，也无法阻止。观剧宴几乎每天都在道观举行。陕甘总督邓廷桢怒而饕餮。他只顾自己享乐，而总督府的官员却“明知初五是盛况，却一心只想中饱私囊，无暇公事”，甚至公开了鸽金赌局。
在张担任粮道使期间，基本上没做过什么正经事。他整天只忙着迎送人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很多钱都从他那里跑掉了。据他说，粮道一年才6万人民币，他一年的支出大概5万人民币，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。“除了私用，没有多余”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据张说，他从陕西回来时，身上只剩下一千块钱。他在福建当道士，借了四千块钱。除去家庭开支，他口袋里只有四五千美元。他到陕西上任前，为了“离京”，花了一万七千多元，加上当年的礼金，至少有两万美元。当了一年的粮道，不仅连本带利还清了贷款，还给老家寄回了一万多两银子。光是这些物品的总数就超过三万两。张显然没有说实话。
一直想登上仕途顶峰的张终于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，被朝廷任命为四川按察使。他的职位提升了好几级，皇帝连续三次召见他嘘寒问暖，让他心生感激。上任前，他再次向北大官员发出“不敬”。
当天在市内拜访客人，受困于吃喝，是外国官员的常态。不敬军务大臣各四百金；张静的上层和下层阶级每人是16金。如果有交情或者书信往来，那就是100或者80金。六部尚书，总宪一百金，侍郎、大清九五十金，依次递减；老乡，同年，家世好，都是请的应酬。
这一次，张送出了一万五千多两的送别礼物。从成员的角度来看，他基本上是“按人上菜”，兵部尚书位高权重，直接影响个人升迁，所以礼金格外丰厚。历史大臣和总宪掌握着官员的使用和监督权，必须管好他们。不然他们找个茬，麻烦就大了，不然就丢官帽子了。虽然张静是一个小职员，但任何“有友谊或通信”的人都不能解雇它。“在地狱里很难见到一个孩子”。此外，“孩子”往往掌握着更多的隐性权力。别的不说，打探风声，拿着消息，会带来很多好处，所以他们要付出相当大的一笔钱。
不到一年，张就更上一层楼，成了贵州的政治使节，正式成为一省之主。去北京
见，老皇帝跟他聊天，当问及四川官员贤否吏治如何时，张集馨的回答是“循分供职者多”，看来，他不想给老皇帝“添堵”，实际情形正如他描述的，四川五方杂处，土匪横行，民不安枕，原因是前任总署诸事废弛，对地方公事漠不留心，导致官匪勾结，养痈贻害。继任总督声名狼藉，秽德彰闻。一些府县官员更是贪劣无行，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财，甚至公开报官勒税，“沾润税契银两，以肥身家”。当时别有所谓的“三炮”。官将去任，减价勒税，名曰“放炮”。繁剧的地方，放炮一次，可得万金，或五七千金不等。官累重者，日放谣言，云将去任，减价催税；差役又遍乡里传知，百姓贪图小利，纷纷投税。其实并无去任之说，名为“天平炮”。又有新官甫经到任，亦减价催税，名曰“倒炮”。相沿日久，虽与例不甚相符，究其横索民财，犹为善取，上司可不必问也。
张集馨虽未到贵州就职，但布政使的头衔使他痛痛快快花了一万一千两。 不久，又调任河南布政使，这次“出京留别”是一万二千两。短短两年，张集馨光别敬就花了两万三千多两，“而年节应酬，以及红白事体，尚不在其内”。
张集馨的“上层路线”一直走得不错，几乎每隔一年半载职位就有一次变动，但他的目标是爬到巡抚一级，当上封疆大吏，为此，他老是怨天尤人，郁结不快，一面感叹“自顾头颅，业经斑白”，何必升官发财？一面又为“功业未就，读书仕官，无异常人”而抱愧于心；一面为各类陋规支送叫苦不迭，连亲友不能及时偿还借款尾欠也耿耿于怀，一面又不惜花钱送礼疏通“人脉关系”；既送了钱，心里又放不下，老是嘟嘟囔囔，百般委屈的样子。
咸丰六年，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，赏四品顶戴。按他自己讲，已久不愿出山，攘臂下车，徒增笑柄，就连别敬也没心情送，只在文昌馆定戏筵八桌，请同乡诸公，但他还是悄悄求了签，希望仕途一如“枯木逢春”。赴任前，有人提醒他及早与直隶总督桂良通好，不然途径保定会遭刁难，与其结冤，不如略为尽意，“只当挟优宿娼，作缠头费”。宦情极冷的张集馨“重拂其意”，在他眼中桂良乃“胸中蕴蓄如草芥，口中吐属如市井”之徒，买缺受贿，劣迹昭著。但当听说桂良仗着是恭亲王岳丈的身份，气势熏灼，一手遮天，不少人非纳贿不能做官，连部员大吏都纷纷拜于其门墙，“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贽 ，始得相安”，甚至部员选人也必须送礼方敢到任时，张集馨改变了，赶忙备好“盘川二十金又鼻烟活计诸事”，请人提前“打点”，表示“欲拜门下，执弟子礼”，并乖乖送上见面礼。
余馈送土宜八色，抬进内署，逐件检阅。收貂尾褂筒一件，大铁箱鼻烟二大捺，本色貂帽沿二副，衣料四套，平金佩件一大匣，共收五样，退回三样。门包小费，一概齐全，不敢稍有疏略。畏其凶焰，又恐遇事生波也。
最怕遇事生波的张集馨，偏偏遇上诸多不顺心的事儿。甘肃总督乐斌公事不甚了了，最大的爱好是听曲宿娼，“督臬两署，笙歌竟无虚月”。与其幕友结为“拜把子”的甘肃按察使明绪，虽五伦不备有“四伦先生”之称，但靠着总督这棵大树，上下其手，招摇撞骗，市恩纳贿。州县每出一缺，奔走请托者不去找主事的张集馨，反去找明大人，而明绪果真神通广大，每次出面事无不成，兰州知府章桂文既是向明绪行贿五百金才得此官。
明绪之前遇到臬司节寿，不过百余金便可打发，明绪当上按察使后，除三节两寿外，还要为自己的母亲一年祝寿两次，每次收受的礼金不下数千。其亲信刘师爷还发函至各衙门，送按察使衙门的钱必须加丰，并且放出狠话，“现在臬台不比寻常，其操纵黜陟之权，与制台（即总督）无异”，公然索贿。明绪母亲去世，张集馨已送去奠礼三百金，明绪仍向他哭穷，“长途川资，进京糜费，所用不资，而囊中羞涩，殊难支持”，公开向这位主管财政的省长要钱。张集馨不得已又为他张罗了一万两奠银。
明绪甚至在按察使衙门为母停灵办丧，连其母棺木及杠夫、骡马费用都由州县买送报销。而这些钱，“非取之仓库，即剥削闾阎”。张集馨深知其弊，无奈“牵制太多，呼应不灵，唯付之一叹”。在甘一年多，张集馨自嘲如“登场傀儡，尸位素餐”，是“唾面自干”的一年多。三年后，六十岁的张集馨调任福建布政使，赏加三品顶戴，流离琐尾几十年，希望最终落空，官兴阑珊的他，连原该留别也没了心情，“思命中如果能升巡抚，何止两遇坎坷，其福命之衰薄，已可想见！”很是伤感了一番。
张集馨在闽仅任事三月，亲眼目睹了其幕风靡下，吏治之坏。闽浙总督庆瑞只知纵饮狂颠，沉醉后，围棋射鹄，吹笛狂歌，放荡不羁，最可怕者，其两眼麻沙，双蚨彳亍，比射赌酒，以示豪强。藩、臬衙门幕友卖法，书吏弄案，猫鼠同眠。更糟的是吏治之坏，当时“佐杂微员，积年劣幕，皆捐升道府厅县”，如延平府知府汪达本盐商出身，候补道陈维汉之前是卖茶叶的小贩，直隶州王于宗乃布店伙计，市井无赖，候补县丁承禧对不满意的委派，拒不到任。至于州县无不浮报冒领，贪赃枉法。
福建乃贫瘠之壤，张集馨的日子过得大不如从前，甚至一度弄到“质衣借账”的地步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三宴督署，两请中丞，而两院三节两寿、门包并酒席等用是断不可少的，也得八百余两。最为可笑的是，庆督府的门包须库平足纹，不要洋元。张集馨初送门包，当即在督府的门房兑换，结果数分不足，当即被扔出门。张集馨忍气吞声，只好补足再送去，以后皆加平致送，才不挑剔。“晚年薄官，乃受奴辈荼毒，殊可概也。”由此，张集馨感叹“吏治之坏，至闽极矣。”
除道光年间初任未曾留别，张集馨每调任一次，总要花大把的银子，这其中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。对于京官来说，俸禄低，开销却很大，又不能直接搜刮民膏，只能靠外官馈送，清廉一点的有所择而受之，贪得无厌者则百方罗致，专以“咀嚼外官”为事，即使外官分其厚薄各家留别，十分周到，也总不满意，甚至于“莫不相识，绝不相关者，或具帖邀请，或上书乞帮，怒其无因，闵其无赖，未尝不小加点染”。对于外官来说，要想攀附要津，以幸提挈，非送钱不能成事。这是规矩，既然是规矩，送的心切，拿的坦然，大家都不觉得是行贿、纳贿，简直就是天经地义。如此，外官知道何时该送，京官知道何时有收，端的是有求有应，各取所需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张集馨花了不少别敬，却未必是赔本的买卖。
在见闻录中，张集馨总在哭穷，到底穷不穷，不妨替他算算账。在陕西粮道，张集馨一年的用度包括别敬在五万金上下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，这相当于他年薪的四百倍，像总督这样的一品大员年薪不过一百八十两，可见粮道是名副其实的“肥缺”，到底有多“肥”？张集馨说粮道每年有六万金的“小金库”入项，有人估计至少在二十万以上。
正因为肥得流油，张集馨后来离任，还真有些不舍，“迟十余日，便可得两万金”。如此大的陋规收入从何而来？除了向老百姓盘剥，别无他法。老百姓交粮纳税，正额之外，还有“浮收”，正是这“浮收”源源不断地流进官府，也肥了私囊。像道光二十五年，已被革职的前闽浙总督颜伯焘途径漳州，漳州县就花了一万两银子，最后只好虚报兵勇名额，领取粮饷才填补了亏空。如此说来，粮道终日迎来送往，花天酒地，奢靡无度，花的并不是谁个人的钱，属典型的“公款消费”。至于张集馨以个人名义送的节寿礼，也不是他自己掏的腰包，因为按清朝的规定，抚、藩、臬衙门诸大人的节寿陋规，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造册催取，而州县办法也只有一个，就是向老百姓榨取。
张集馨从三十七岁出仕，到六十一岁被革职，先后在数省任职，可谓是做了一路的官，送了一路的礼。那么，他送礼究竟有多少，统计了一下，光记录在案的别敬就有七万两 之多，加上各种陋规红包，大概在二十万两以上。
张集馨用生动的笔触，鲜活的事例，对官场腐恶现象进行了相当逼真的刻画，这是大清王朝机体腐化的缩版。“世运迁流，犬羊杂揉”，始终处于权力夹缝中张集馨，一向奉行“君子怀刑，余生性谨慎，凡作奸犯科之事，向不为也”的人生哲学，因此，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官员，而官场的险恶，又逼迫使他无奈地、甚至随流地穿行在鬼蜮魍魉之间。但他的见闻录，为行将走向衰亡的天朝王国留下最好的诠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