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交货后，他远远地向严俊和收货人挥挥手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天一亮，彭中就醒了。高架上，汽车开始隆隆驶过。他走出帐篷，开始洗漱。早上7点，他戴上头盔，骑着电动车出发了。
街上来来往往的很多人都是和彭中一样的送货员。他们在几家还在营业的店铺之间来来往往，手机响个不停，几乎都是冲进去打听消息。去哪里买水果、蔬菜、包子，大部分人脑子里都有一张地图。需求来了，他们马上出发。
一袋大米，五斤蔬菜，一盒降压药，或者一罐奶粉.被困在家里的人需要的东西，都是快递员像蚂蚁搬家一样运送到达的。
上海曾经有8万外卖从业人员。在疫情影响下，这一数字现已降至11000人。
赵安想起自己没有可以帮忙买的那罐奶粉；何严俊记得刚送出去的第一份“外卖”；成千上万的新人涌入何晶晶的手机，还在给他发信息.作为上海运转的螺丝钉，都是超负荷运转的。
每个人都是送货员。
4月13日，陈燕珊仍被隔离。作为盒马mini北洋泾店的店长，这半个月他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线上。线上的工作依然繁重。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，他几乎不停，占据了最多的时间。他是对接分发组的社区居民。
经销群体覆盖北洋泾店周边多个小区。在关闭之前，只有两个这样的小组，现在有28个。每组少则两三百人，多则五百人。从早上起床起，陈燕珊就要不断地回应各种需求和各种团体的咨询。每个群的群聊通知数量几乎是一个省略号。
3月28日，浦东等区关闭后，北洋泾店原有的配送队伍几乎全军覆没。按照配置，北洋泾店店面不足1000平米，员工总数100人。3月28日停业后，店内只有19名员工还能正常上班。“另外81人，有的因为控制措施不能外出，有的判断为亚紧，需要隔离。”北洋泾店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。
其余的人，分不清工作岗位。分类小组的组长林嘉祥立即变得越来越。除了当组长，他还得亲自提货、打包、发货。在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变化中，他瞥见了上海封锁控制的一角。“疫情发生前，我们一天分拣七八百件货物，零零碎碎的，特别集中的都没买。关闭后，民生必需的平价物资订单猛增。”他关注的是具体的类型。一开始顾客买的最多的是方便面和挂面。现在，分类最多的是纸巾和牛奶。
林嘉祥今年27岁，已经工作了4年。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。关门后，店里的送货员都没了，店里也基本不再接外面的散客订单。19个人在这里吃住，随时上班。
送货员走了。每个人都是送货员。每次收到货物并进行分拣时，林嘉祥都会跟踪送货。在小区里走一走，走一趟，从小区周围的几家店铺里取够用卡车送货的货。现在的上海，气温不低。他裹着“大白”，两三百度的近视眼镜，走几步就模糊了。只有有人在前面指着路，他才能慢慢走。
他从来没有和同事相处过这么长时间，聊天也变得比平时更频繁了。先说工作内容，今天买了多少货，送到了周边几个小区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应该注意.然后，我们开始聊自己的家人，有没有红码，谁家缺吃的，“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”，用聊天来缓解工作压力。谁家有困难，就有人骑电驴送东西。一起战斗后，一个店的人都成了兄弟。
作为商店经理，陈燕珊一直在关注这一趋势变化。“我们现在正在做一切准备，条件允许的时候，我们会重新开店。”在重新开放之前，陈燕珊的主要工作方式是收集社区中的单身群体。他们在小区里成立小组，收取需求和订单费用，按照订单分类打包，写上门牌号，统一送到小区。“目标是覆盖我们周围的所有社区，确保基本物资的供应。”陈燕珊渴望走出家门。他怀念每天开店的时刻。打开店门，老客人陆续来了，他站在门口打招呼，像个朋友。
陈燕珊正在运送补给物资。几天后，封锁开始了，他被隔离在家里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石三馒头
4月11日晚上11点，何晶晶收工走了回来。他的手机一直在闪，消息一个接一个。他于4月5日晚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，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称可以帮人跑腿买东西。那天有一千多人涌入微信。
何晶晶，33岁，江西抚州人，2021年底开始跑flash。上海疫情之前，他的日常工作比较简单，去一个地方取货，然后送到另一个地方。跑了几个月，浦东大大小小的何晶晶也跑了个七七八八。封锁上海开始后，他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。
一开始还是公司的派遣。他像往常一样来到门口，敲了敲门却没有货取。“很多人说，主人，我只是随便点的。能不能帮我买点大米，订单之类的？”几天后，这种情况越来越多。“有人说吃了方便面会吐，还有人让他们去买药和奶粉。”
他印象最深的单子是30个馒头。下单的人是山西人，他说他一天没吃饭了，想吃馒头。何晶晶正好知道去哪里买馒头：“之前有个辽宁人说他爸爸消化不好，想做点白面馒头。我关注了一下，金桥有卖。”
这30个馒头从金桥到南汇，一共送了35公里。\"三包馒头45元，大葱20元，香烟160元.\"何晶晶对这笔账记得清清楚楚。“他最后给了我266块钱，说我身上只有这钱，师傅。对不起。”何晶晶坚持不要太多，对方坚持要给。
跑了几天，何晶晶心里憋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。4月5日晚，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“我的上海兄弟可以在浦东跑腿不加价”的视频，并留下了电话号码。但第二天，他删除了视频。“手机太多，手机电量下降。”
赵安(化名)是否定的。
责虹口、静安和宝山等地的送货。封控前他跑众包散活儿，因为是外地人，不熟悉道路，他每天的单子大概只有几十个，“比不上能力强的”。最开始说封4天，赵鞍和一起租房的伙伴们都没出门。4天后，封控依然没有解除，活儿要干钱要挣，大家骑上自己的电瓶车，又跑了起来。
单量不多，几乎全是送物资。圈子里口耳相传，送货费与日俱增，但单子抢到了不一定能赚到，“买不到东西，你还得退回去”。
买不到的东西很多，方便面、自热米饭从一开始就被抢空，紧接着电饭煲也紧俏了起来。“很多人自己不做饭的，平时都吃外卖，现在你让他买米买面，他也没有锅碗瓢盆，电饭煲至少能将就。”陈延山说，三月中旬上海疫情刚暴发的时候，生鲜品和常温保存品需求较高，随着疫情封控的推进，一方面这些东西需求量仍然不减，另一方面卫生纸、卫生巾、牙膏牙刷等日用品的需求飞速增加，包括老人和婴幼儿的用品。
4月13日，上海大雨，钟鹏被困在一个桥洞里躲雨。受访者供图
“我想看看你”
在所有的订单里，赵鞍一直念念不忘一罐奶粉。那是个男人下的单，家里的孩子奶粉没了，他想要买0-6月龄的婴儿奶粉。
“我非常非常想帮他买到这一单。”赵鞍准确记得那是4月8日的事，对方没讲到底要多少罐。“哪怕一罐也行啊。我们当时没谈多少钱，我说我不一定给你买得到。”为了帮他买奶粉，赵鞍去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母婴店，一家开门的都没有，赵鞍很失落，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最后有没有想到办法。“希望他想到其他办法了。”
药、奶粉和尿不湿、泡面和自热饭……紧俏货是一个长长的清单，贴在还能穿街走巷的配送员脑子里。
何艳君是盒马员工，上海多地封控后，她和丈夫加入了一个私家车公益配送队，用自家的车给几百户居民送菜，18天里跑遍上海，历经3000公里。4月3日，何艳君在群里看到一条消息，一位妈妈需要给自己42天的宝宝买奶粉。“她的宝宝乳糖不耐受，需要喝定制的水解奶粉，这种奶粉我们店里也备得不多，当时找了几个门店才找到。”何艳君买了一个月的量送过去，孩子爸爸很客气，一直说谢谢谢谢，“当时他们叫各种跑腿，加价也没能买到，手里的奶粉只剩下小半盒，第二天就可能断奶。”
她仍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送货的情景。那是她第一次干配送的活儿，什么都不懂，物资没有打包、都是散的，身上也没带记号笔、没法给每一份东西写名字。她拎着一堆东西站在小区门口，和门卫解释自己是干什么的，然后又拎着一堆东西给收货人打电话。对方是个小姑娘，“你进不来的话，可以把东西放在门口。”两人打着电话沟通半天，最后小姑娘说，“你在哪儿啊 我想看看你。”
何艳君在电话里怔住了。她走到小姑娘能看到的地方，使劲挥了挥手，转身离开。“上车我就破防了。”她哭了一场，心里反复回放模模糊糊的这一眼，“这一刻我们像亲人一样。”
何艳君清点放在车上的物资，封控后她和丈夫加入了义务配送队。受访者供图
住在帐篷里的人
封控后，作为维持上海运转的螺丝钉，在勉力支撑的同时，配送员们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。
赵鞍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出门时身上带两个面包一瓶水就把一天对付过去。
对何敬敬来说，核酸检测的频率和吃饭一样。他每日一次去医院做核酸，每天也只吃一顿饭。最开始封控时，他和同事一人买了一袋馒头，一袋10个。他住在康桥，每天早上7点起床、8点钟出门，有时候他“真的也不想起床，或者想早点回去”，但是太多下单的电话微信让他停不下来。“人家说得太‘那个’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绝。”
何敬敬的同事钟鹏是安徽阜阳人，在上海做了六年闪送，其间娶妻生子，全家人在宝山区租房居住。三月末，上海各小区逐渐实行封控管理，宝山是郊区，离市区二三十公里，钟鹏为了继续工作，和徒弟住进了公司统一配备的临时帐篷。
帐篷扎在高架桥下面的空地，每天凌晨五点多，过往车辆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将钟鹏唤醒。两大桶矿泉水放在帐篷里，他端着口杯到附近的空地，简单洗漱一番。如果核酸检测到期的话，他会起得更早，在凌晨四点半就动身去医院做核酸，做完核酸，从车里保温箱取出囤积的饼干吃上几块，最迟七点钟，钟鹏会接下当天的第一个单子。
正常的话，他一天能够接下三十几个订单，“需求量太大了，这家没有水了，那家又没有挂面了，都是这样的订单。”有的人会指定超市和餐厅，有的人只是说“方圆三公里之内随意购”，在哪个超市购买并不重要。现在超市越来越少，很多东西他买不到，只好跟买家沟通，“能不能就买这几样 ”对方不会生气，只是连连道谢，完成订单后还会给发去一个打赏红包，五块、十块、二十块。
他们偶尔也会碰上被困人员的坏脾气。
饿了么黄浦区浙江中路配送站站长陈海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一个投诉。“那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雨，当时顾客所在小区正进行密接封控，有位顾客下单叫了一份早餐。”陈海建说，骑手冒雨送到时，正好赶上“大白”在交接班，按照规定，所有进入小区的食物都要经过“大白”消杀之后送餐。
因为等着“大白”交接班后消杀，这份早餐因此耽搁，骑手站在雨里，等待了近半个小时。“顾客也在生气，根本就不听我们解释，觉得我们是故意去晚了，害他没吃上早餐。”“过了半天，这位顾客打电话，说自己之前太急了，向我们说对不起。”
4月13日，陈海建正在居家办公进行订单调度。受访者供图
做好最后一百米的到家服务
一般的饿了么大站会有一百来个骑手，小站也会有三四十人。疫情前，浙江中路站有105个骑手，而疫情暴发后，由于小区的封控管理，站内只剩下了10个骑手。
“疫情前工作日的日均单量可达3500单左右，从快餐、饮料到柴米酱醋、零食，都会有配送。而现在，一天配送的单量只有大约500单，主要是生活物资和医药，我们负责的区域内，能备货的商户不到10家。”陈海建说，疫情期间，他们每天的后台营业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，由10个骑手分成两批值守早晚班，保证任一工作时间内都有骑手配送。
崔东东是饿了么物流服务商上海大区的运营管理，他主要负责该服务商在浦东、黄埔、长宁等五个片区大大小小近二十个站点的统筹管理。在他负责的二十个站点内，加起来会有七八百个骑手，而现在共计也就一百多。“已经对接了安徽调派过来的十几个骑手。”崔东东说，从安徽调派过来的骑手被安置在订单多、人员少的站点，解决人手急缺的问题。
疫情后，运营管理的工作重心有所转变。“个别骑手出现了恐惧和焦虑的心理，我们也在尽力安抚”，崔东东说，目前遇到的困难是返岗返工、订单恢复的问题，“少部分外卖小哥在封控时期会产生心理压力，或是在一段时间的居家后，跑单的积极性降低，我们现在推出跑单活动和补贴政策，希望刺激复工骑手积极回到工作中来。”
根据媒体报道，封控前，上海的骑手总人数在8万名左右。4月6日上午，在上海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，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称，目前本市主要外卖电商平台每日骑手上岗人数约1.1万人。
在4月7日上午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，上海市副市长、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表示，上海支持保供企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，引进充实新的保供人员。“允许非涉疫原因被封控在小区的快递小哥等保供人员，走出封控区，回到保供岗位。”陈通说，上海市政府将统筹邮政快递、顺丰等物流资源，对接电商平台，补足配送力量，完成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任务。“我们要求每个社区发挥志愿者力量建立专门配送队伍，做好最后一百米的到家服务。”
4月11日晚上11点，何敬敬开始送当天的最后一单。送完这一单，半个小时后，他能到家。
赵鞍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，这几天，他在路上看到的“同行”明显比往日多了些，能买的物资也多了些，他感觉情况在好转。
钟鹏在帐篷里，给妻儿发去视频。家里吃的还够不够 娃娃们学习怎么样了 这些都是他操心的事。高架桥悬在脑袋顶上，夜里车辆碾过，鸣笛声和震动声曾经让他很不安稳，但经过这十多天，这一切已经成了习惯。他拢拢身上的衣服，倒头睡去。
4月11日，钟鹏和他在高架桥下的帐篷。受访者供图
新京报记者 杨雪 实习生 雷欣谣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
